苏培科：别误读货币政策 

    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在刚刚召开的2010年第一季度例会上透露，将要灵活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、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合理充裕、引导货币信贷总量适度增长。货币信贷总量由之前的“合理增长”变更为现在的“适度增长”后，引发很多媒体的猜想，纷纷揣测货币政策当局的用词、用意。

    有媒体称在这次例会上，央行已经开始微调口径、微调政策，从而引发市场对货币政策转变的担忧。毕竟目前2.7%的CPI与2.25%的一年期存款利率出现了倒挂，人们的担忧情绪和加息揣测也是正常的。但是，央行此次将“合理增长”的用词变更为“适度增长”，是不是意味着货币政策开始调整则另当别论。实际上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基调并没有改变，政策本身并没有调整。目前货币政策就是适度宽松，只不过在2009年执行了一个“超度”宽松。现在只是对之前的行为进行一种适当地修正，使货币政策回归“适度宽松”。所以现在只是执行环节的微调，只是将信贷分配给需要资金的地方，而非像去年“信贷井喷”那样只给不需要资金或资金使用效率低下的国企、央企。况且，“合理”和“适度”二词并没有一个量化的概念，媒体在解读时切勿将这样一个模糊的词汇放大，防止造成不必要的心理恐慌。

    对于这次例会的“亮点”，我觉得有以下几个方面：

    第一，货币政策委员会的学者委员“扩容”至三位，而且他们都参加了例会，只是我们不知道他们都说了些什么。对于此次央行新晋的三位学者委员（周其仁、夏斌、李稻葵），业界给予了高度关注，因为他们几位在业界和学界均有较大影响，对人们的判断有一定的引导性。不过，对于货币政策委员会增加学者委员一事，也不乏有批评之声，他们认为此次央行增加学者委员用意有二：一、央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增加学者委员想在理论上武装自己，帮助自己对上（国务院）充当“说客”，增加央行在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，一直以来，央行的货币政策都是“照谱弹奏”，即由国务院制定方针政策，央行悉数执行，想增加独立性就得有说服力、得有说客；二、央行引进著名学者当委员似乎有应付和引导“舆论”之嫌，让其帮助自己充当“货币政策打手”，想借主流学者之口来还击货币政策的批评者。

    在现有的任命制环境下，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但在历届学者委员中，也不乏吴敬琏、余永定这样有责任感的学者委员，他们不论在何职何位都能保持自己言论和观点的独立性，这在体制内的学者中是难能可贵的。所以，笔者希望这三位新进的委员也能够保持独立性，切勿变成央行的“货币政策打手”，而要发挥真正的“外部性”作用。

    第二，会议强调，要继续完善商业银行内部治理结构，建立科学有效的业绩考核制度和风险管理制度。目前，一些国有银行为了扩张规模，为了完成指标和业绩，就不顾一切地放大信贷规模，冒险经营，毫不顾忌资本充足率等风险控制指标。去年的“信贷井喷”就是最好的佐证，商业银行毫不节制地放贷，结果在资本充足率不足时，就向股民伸手圈钱以填充资本金。如果继续纵容商业银行盲目扩张，则会与货币政策和宏观调控的方向背道而驰。

    第三，会议强调，要商业银行把短期目标和中长期发展目标有机结合起来，努力做到信贷资金的相对均衡投放，即“信贷资金要相对均衡投放”。

    这几句话虽然很短，但我认为其包含着深刻意义：其一，信贷投放进度要均衡。有媒体称监管部门将今年四个季度的信贷投放进度安排为3：3：2：2，以修正去年的5：3：1：1，若按照这个比例，1、2月份人民币贷款新增为2.09万亿元，那么3月份只剩下1300多亿元的信贷额度，3：3：2：2显然不太可能。今年很有可能会呈现4：3：2：1，对于信贷投放进度进行适度控制我认为非常必要，如果毫不节制地放贷，自然又会出现去年的“信贷井喷”。其二，信贷投放的行业要均衡。去年在“信贷井喷”的过程中，大部分贷款都配置给了政府化项目，给了央企、国企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，给了“铁、公、机”等中长期项目，从而“绑架”了未来的货币政策。显然，商业银行对项目贷款的方向必须要进行调整，应该多元化，别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其三，贷款的期限配置要均衡。在存、贷款期限配比上，商业银行的中长期贷款和短期贷款分配不当，导致“短存长贷”，使得商业银行的经营风险随之增大。显然，调整信贷的期限错配迫在眉睫。其四，就是贷款的周期分布均衡。比如一个项目需要投资10个亿，项目的建设周期为三年。显然，商业银行不能一次性给其发放10个亿的贷款。否则，多余的贷款资金必然会流入股票市场和楼市，以此博取风险收益，来弥补“杠杆”利息。

    第四，会议强调，要促进全年货币信贷调控目标的实现。从这句话来看，今年7.5万亿元的信贷目标显然是一个总量控制目标，并非2009年的5万亿元“底线”控制目标。因此，货币政策在今年的执行环节中适度收紧是必然的，但货币政策的调整则应该慎重。